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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，他却忘了周厉王的旧事。

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，决之使导；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。

如同汉帝国这样庞大的帝国，能够使其灭亡的并非是是那些外界的因素。

真正的危险却是潜藏在内部。

天地反覆兮，火欲俎；大厦将倾兮，一木难扶。

第三百零五章 变革（上）

相较于汉帝国内部的动荡，还有凉、幽两州的混乱。

如今的并州真的可谓称得上是太平乐土。

黄巾军连番的胜利，也给那些愿意追随黄巾军的民众带来的极大的鼓舞。

黄巾军治下的豪强世家本就被清洗了一番，而汉军的不作为，更是还剩下的豪强世家感到了无望，选择了进一步的妥协。

随着黄巾军统治的时间逐步的延长，外围的环境逐步的安定。

治下的百姓也越来越相信黄巾军。

黄巾军无论是征收的钱粮，还是提供的保护都要比汉军在时，好上数倍。

往日里那些凶神恶煞的官吏，那些趾高气扬的豪强，那些为非作歹的恶霸，在黄巾军的治下，更是罕见。

每过半月，总有带着鹰狼卫缇骑，或者带着军兵的符祝路过乡聚，向百姓寻访，有没有发生恶事，并为其处理纠纷。

现在的黄巾军治下，还是处于军控状态，城邑最为严格，乡聚次之。

秦汉时期，乡里实行的制度一直“三老制度”，现在已经算是名存实亡了。

“三老”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，他们一开始指的是朝廷任命负责在乡间教化乡民的乡官

《礼记礼运》记载：「故宗祝在庙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学。」

追根溯源，三老制度的出现源自于宗法制和尊老敬老礼法观念的发展。

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云：“举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帅众为善，置以为三老，乡一人；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。”

古人受宗族观念影响，同姓的村民往往会聚族而居形成村落，因此，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般对族人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。

依靠“三老”完成基层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，是儒家理想化的一种乡村社会状态，在这种环境中，乡民

《汉书·食货志》有言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救，民是以和睦，而教化齐同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。”

西汉中前期的时候，汉朝施行黄老无为的国策，在这个阶段，三老在地方上便等于官方的代言人。

汉王朝借助三老的威望、能力，协调不同地区民众之间的关系，这种柔和的政策远比秦朝迁徙六国民众到其它地区来得温柔，它体现了官方对于地区民俗的尊重，很容易赢得民众的好感。

汉朝中后期，三老的职能便偏向于吏化，也就是说，三老的自主性有所下降，但其所具备的官方权威性得到进一步深化了。

三老制度当时看来，确实是有助于乡里的管理。

但久而久之，“三老”的职位也被那些豪强世家所取得。

原本的良政经过了数百年的变化，已经逐渐变成了恶政。

但是黄巾军治下，自然是不能任用那些豪强世家。

所以许安也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而且这个办法不仅可以解决现阶段黄巾军治理乡里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可以妥善安置伤兵的办法。

连番的征战纵使黄巾军大半取胜，但也给黄巾军留下了大量的伤兵。

这些伤兵，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，许安都不能弃之不顾。

他们在战场上负伤，他们黄天而战，若是许安将其弃之不顾，如何不让其他的军卒心寒。

若是许安将其弃之不顾，又何谈建立黄天之世。

而且就许安命令黄巾军的符祝传道以来，许安也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误区。

黄巾军的符祝传道收取教众，还是如同以前传道一般游走在乡聚之间，在城邑讲经传道。

而普通的民众入道，则是比较繁琐，要符祝亲自上门登记名册。

这种吸纳道众的方式，确实应该改变。

现在的黄巾军控制了并州、河东等地，有稳定的根据地，而不再像以前那般需要遮遮掩掩，东躲西藏。

黄巾军也是可以修建道观的。

所谓灯下黑也不过如此，这还是许安骑马经过一处晋阳城外的道观后，才意识到的问题。

要是能在每一处的乡聚，都设立道观，便可以更为快捷的将太平道的思想，传播出去。

也可以更快的发展道众，而且发展道众，也变得简单了许多。

而那些受伤，无法再上战场的黄巾军军卒，经过一定培养，便可以将其派往各地，在道观内再为黄天尽力。

不过光只是道观，还是不能管理乡里。

现在的太平道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迷信思想，而且某种意义上，太平道的符祝，代表的便是神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