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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楼里家家户户都听了个清楚明白，同住二楼的另外几户人家都开了门出来察看情况。

以泥盆人不爱沾染麻烦的本性，正常情况下公寓楼里的住户是不会愿意搅合到别人的争执中去的，可今天这事儿就像是商量好的一般，同楼层的几户人家主妇都走到走廊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帮腔：

“藤井家的优子，怎么能对大家的公寓做这种事呢？”

“随意倾倒垃圾真是太不像样了。”

“就是，不喜欢住在这儿可以搬出去，怎么能做出这种让人困扰的事儿来呢？”

这些人的语气依然听上去并没有太强烈的敌意，只像是成年人在善意地劝诫不懂事的少女，但态度中的恶意，连燕红这种迟钝的人都能察觉出来。

燕红狐疑地扫了一遍这几个妇人，想起来这都是昨晚在楼下看到的那几个。

“嗯……昨晚是背着我说闲话，今天早上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说是我倾倒了垃圾，这就是霸凌吗？”燕红奇怪地道，“你们在霸凌我，是吗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，你们为什么要联合起来霸凌我呢？”

“阿啦，优子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，明明是你做了不对的事，大家都只是想劝你不要给人添麻烦罢了，谁霸凌你了，你可不要想太多啊！”高仓太太装做很震惊地道。

“可我并没有做呀，是你们说我做了，而且是在没有亲眼看到我倒了垃圾的情况下，非要说我家门口的垃圾是我自己倒的。”燕红指着自己的鼻子道，“我解释了你们又不肯听，这不就是霸凌吗？”

泥盆霸凌文化——姑且将其称之为文化——其实更多时候并不体现在尖锐直接的伤害上，更多的，是某个团体对团体中的某一成员集体实施的精神施压。

同样就读一个班级的学生中，挑出一个最底层的“贱民”（泥盆媒体也会将校园霸凌形容为“校园种姓制”）。

被贴上“贱民”标签的人，往往不会被直接攻击，而是会进入漫长的、持续的、密不透风的压抑环境中，被动地接受自己“低人一等”的处境。

做错一点儿小事后被群体嘲笑、推攘，在集体的哄笑声中被要求去做过分的事，脱掉衣服学狗叫、被人在身上用马克笔写上泥盆儒雅随和用语；在开玩笑的起哄声中被人划破课本、涂抹书桌，被肆意捉弄，甚至在“关系亲密”的“好闺蜜”欢声笑语中半推半就地去做援助交际……

一切都发生在看似既热闹又放松，既和谐又平静，既友善又亲密的环境中，没有尖锐的言语对立，也没有激烈的肢体接触。

被霸凌的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想不起来要反抗，不知道要怎么反抗，甚至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、有没有立场去反抗。

毕竟……别人只是哄笑了几声，别人只是开了个玩笑；也许我自己也做得不对，也许我确实就应该被这么对待——在集体有志一同的“同化”下，渐渐地，会连受害者也认为自身的处境是理所应当，自己确实就是只能被大家嘲笑、解压的“贱民”。

这种让受害者都认同的群体性精神虐待，便是现在高仓太太试图对燕红做的事。

如果燕红不愿意或是不敢与这么多成年人辩驳、动手打扫了垃圾，就等于是燕红接受了这种层次的施压；那么下一次，高仓太太就可以层层加码，一步步击穿燕红的忍耐底线。

但……燕红并不是真正的藤井优子。